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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 故事依然以“大风厂”为线索，讲述了京州市某国企在改革开放后的转型中陷入巨大困境，通过调查发现问题既来自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企业内部的问题，最终通过各方调解实现脱困。

　　　　回顾2024年江苏短篇小说创作，老、中、青三代的江苏作家秉承着江苏文学的勤奋传统，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发表了两百余篇短篇小说，真正呈现出一种百花争相开放之势。如果对其进行一次整体的摹画，那它的基底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这一方面指向的是作家们包含社会性和生活性关切的写作立场和写作精神，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在具体文本组织上的结构方法与叙事技巧。当然，现实主义并非一种面目，在不同作家笔下，社会是流动的，生活是具体的，人生是被艺术化感知的。

　　一、社会图景

　　一方面，将小说和人物置于时空变化之中，通过个体的经验与记忆通联社会之变，试图找出二者之间更加本质、更加真实的联结。储福金的《不知》（《钟山》第2期）写两个棋友方源和袁方从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到当下的人生交往。袁方是一个时刻在追赶时代潮流的人，从下海做生意、炒股、倒卖房产到投身流行文化再到沉醉于哲学，他的追赶总是以失败告终，时刻挂在嘴边的“不知”成为他屡败屡战的动力与支撑，而方源作为一个旁观者与参照物，映照出另一种人生路径，小说结尾袁方投入与女博士的第三场婚姻，知与不知的界限变得暧昧不明，小说的意义空间就此敞开。叶弥的《许多树》（《小说月报·原创版》第3期）描写了一场现代社会里的古典爱情，上世纪80年代的南方小城，19岁的少女汪海英因一阵风看到了阳台的陌生少年和他抛来的紫玉兰花，人生轨迹自此而变，她离开小城，走向广阔的天地，“这座小城缺少时代感，需要一阵大风吹开保守的樊篱”。四十年后，二人的再次相遇并没有发展出完满的结局，汪海英也并不知晓他就是那阵大风，然而，不变之中一切均已改变，在时代沉浮与人生历练之中，汪海英重新创造了自己。汤成难的《他们将骑鹤而去》（《十月》第4期）聚焦传统的殡葬文化与一种带着浓重时代和历史气息的古老职业—“八仙”（抬棺人），这让人想起2024年同样题材的香港电影《破·地狱》，面对时代的车轮，一些东西必然要逝去，成为历史的遗迹。老榆作为村里的八仙，送走了一代又一代，送走了自己的儿子与妻子，也送走了其他的八仙，直至要亲自安排自己的葬仪，可最终能替他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一个呆傻的蚕豆，蚕豆始终学不会唱不出的“掌彩”正是一曲无声的悲壮挽歌。与之类似的是罗望子的《长衫》（《万松浦》第2期），表面看是对一种旧着装（长衫）和旧生意（酒坊）的执念与放弃，然而其中还深深牵连了不同代际之人生选择、亲情与职业的妥协与纠缠等深刻的社会意蕴。

　　另一方面，从社会的剖面截取一个个断片，用真实的细节和生活场景构筑起社会百态，挖掘其中蕴含的人性、情感与精神力量，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与意义价值。范小青的《君看野外孤坟下》（《作家》第5期）、《漂去漫山岛》（《当代》第3期）延续了她一贯的对身份、存在的探究与思索，前者以一座孤坟上“行”与“衍”之阴差阳错引出身份的不可靠性，人之存在于真实与虚假之中摇摇晃晃，人生的不确定、不真实和荒诞性由此而生。后者以认错人与认错岛交叉呼应，直陈现代社会人际联结之脆弱与缥缈，整个社会似乎就是一场偶然与错误。鲁敏的《寻烬》（《十月》第5期）中董野和素不相识的头巾大妈不约而同来到了大火焚烧后的桥头大市场，他们执着地想在灰烬中寻回的玻璃弹子球和牛骨麻将已成为一种象征，是对童年时光的追忆，对圆满家庭的怀念，对烟火蒸腾的生活日常的无限怀想，也是对支离破碎的人生的重建希望。朱辉的《半城雪》（《万松浦》第3期）一步步拆解了一桩杀人悬案，读者作为旁观者，跟随主人公即案件的旁观者和参与者，在一场神秘刺激又略带恐怖的“故弄玄虚”中抽丝剥茧揭示真相。荆歌的《百万现钞》（《收获》第2期）围绕一笔巨额现金上演了一番人性的残酷试验，欲望、欺骗、自私汇聚成一出人生的悲剧。李黎的《碧螺春之夜》（《文学港》第2期）描绘了一场重逢，三个朋友在疫情后重聚在一个小饭馆聊天、品茶、吃饭，与碧螺春的茶香热气一起流淌的是疫情沉淀后对琐细日常的回归，其间掺杂了重回常规、拥抱世俗的艰难、无奈与空虚，但也分明升腾着一股微弱的希望。秦汝璧的《樱桃树》（《小说月报·原创版》第2期）以一个青年的返乡奔丧串联故事，亲戚们斤斤计较于祖父的遗物争夺，家庭的分崩离析与人情淡漠跃然纸上，青年的冷眼旁观与格格不入最终落到一株祖父栽种的樱桃树上，它寄寓了人、土地、万物以及纯粹的情义。

　　二、人生镜像

　　关注细微的个体，描绘具体的生活，从附近出发，探寻不断变迁的社会中人的处境和心理的变化、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走向，一直是文学的书写重点。2024年，许多江苏作家走在这条人生勘探之路上，从细密、复杂的社会中，从真实与虚假的重构中，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寻求一种稳定性，在快速流转的生活中努力重建一种新的心灵逻辑和生活秩序。

　　于荒诞中解构真实。韩东2024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十余篇，创作力可谓丰沛茂盛。韩东善于以简洁而富有张力的语言，抓取生活中看似简单平常但又富有意味的场景和细节，通过一番类似文学实验式的探究，发现隐藏在生活深处的现代人的荒诞日常与精神困境。《巴黎，巴黎》（《钟山》第2期）通过倪志云和丁路的讲述建立起关于巴黎的不同空间叙事，其间杂糅了身份、权力与人际的多重纠缠，最终指向的是一场杯盏间的虚幻人生。《碑书》（《芙蓉》第3期）中同样的借书与还书在一对男女口中却演化出截然相反的温度与定性，认知偏差与情感错位在墓碑刻字事件中达到高潮，现代人的情感无依、沟通失效以及在建立亲密关系上的无能成为一种明示。《还你一颗心》（《花城》第2期）以一部固定电话引出了记忆的不可靠与人之交往的虚假性，《酒吧、段子和才女》（《十月》第6期）中他者皆是段子，友情、爱情像泡沫般一吹即破，只有自我的虚荣才是意义所在，《阳台上的少女》（《江南》第6期）以一方阳台为舞台，上演了一场关于生活的偶然性、艺术与现实的冲突的人生戏剧。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胡学文的《有客来兮》（《四川文学》第12期）中饭馆主人因几年前一位旧识的登场和记忆中一场暧昧不明的一夜情而陷入巨大的心灵恐慌中，面对出狱后展开的新生活和任劳任怨的妻子，这份心灵的重担成为他抉择人生走向的关键。汤成难的《行行重行行》（《收获》第2期）塑造了一个终其一生都在修路、寻找路、拓宽路和指引路的父亲形象，父亲不断地出走与归来带回的不仅是一支毛笔、一条小路，而是通达广阔世界的希望，是开拓新人生的可能，父亲最终的失踪也实现了“路”的完成。与消失的父亲不同，阮夕清的《踩刹车的人》（《上海文学》第11期）写的是失却的儿子，张清源在儿子张翔宇去世后与妻子离了婚，并开始踏上了一段寻访张翔宇的漫漫旅途。从1号张翔宇到359号张翔宇，长达三四十年的寻找、采访与记录并没有抚去他内心的伤痛，甚至救护车的鸣叫也化作了催眠曲，举世热闹里张清源踩下人生的刹车，迎来了永久的睡眠。与汤成难的希望蒸腾不同，阮夕清的小说始终弥漫着刻骨的哀痛与忧伤，世界和情感的参差由此了然。关于失却的精神之痛，朱文颖的《萤火与白帆》（《小说月报·原创版》第7期）、杨莎妮的《三爷的轨迹》（《雨花》第5期）、王大进的《漂亮的大鱼》（《芙蓉》第4期）也各有侧重，朱文颖写寂寥心灵的互相治愈，杨莎妮用幻觉、梦境、超现实呈现一个孩子的成长之痛，王大进则通过对一条漂亮大鱼的看护指向了信任的轻与重。

　　生活的真与幻。鲁敏的《临湖的茶室》（《当代》第6期）中面对一笔真假难辨的意外之财，几位多年不见的老友相聚在临湖的茶室，推杯换盏之间的算计、彼此试探与言语博弈，汇聚成一场人性的众生之相。朱辉的《不可同日而语》（《芳草》第1期）则指向一个人身份的变幻莫测与自如切换，李红兵挂着不同牌子、不同装潢、不同规格的办公室是他的不可同日而语，而见证了这些的孔阳在一种恍惚中也渐渐拨开了自我的迷津。陈武的《公交站台》（《四川文学》第1期）充满一股悬疑和解密的气氛，乔装成老人在荒林以拾荒为生的年轻人最终成为戏剧舞台上的艺术家并因之发展出一段美好姻缘，小说情节本身就带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感和不真实性，但谁又能说不是如此呢，人生本就如真似幻。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王啸峰的《雷暴雨之夜》（《广西文学》第12期）、《家宴》（《作家》第9期）、《窃贼》（《天津文学》第7期）延续了他对职场与权力关系的多元探索，将职场与家庭等更广阔的生活相连接；邓安庆《安身》（《青年作家》第7期）、《客至》（《湖南文学》第6期）的对生存之思考，房伟《俄罗斯望远镜》（《钟山》第6期）的生态文学写作都对人生镜像的书写进行了有益的开拓。

　　三、家庭内外

　　家庭作为社会结构基本的组成单位，历来是作家书写最重要的取材地，不同家庭中个人的身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权力与权利，都变成了小说家的取景器，从这个小小的方框望出去，是广阔的人间，是纷呈的天地，是联通的宇宙，而对于方框之内的取景，作家们却有着丰富的侧重和殊异的视野。

　　朱婧近年来的写作大量、集中地聚焦于女性的经验与处境，以家庭为切口，用显微镜式的细小，拆解与解析普通人的日常瞬间，关注女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应对表面独立下的伪自由与隐性精神压抑，如何拯救物质已然充盈下摇摇欲坠的灵魂。《思凡》（《青年文学》第4期）延续了《水中的奥菲利亚》《葛西》中的主题，以“我”被委任去调查一桩名教授（曾经的导师）的性骚扰风波为中心情节，而调查采访中出现的戏曲《思凡》中的一句唱词勾连起“我”更多记忆，跨越时代的不同女性的相同处境和不同抉择形成一种张力，从囿于体面的牢笼到勇于建构自我叙事展现了两代人的精神进化。《大声说话的女人》（《花城》第2期）其实是家庭中的一个失语者，面对丈夫和他的社交圈，面对出轨，“我”失去了所有的语言，但“我知道我会去说”。朱婧在小说中铺排的大量细密的女性日常经验（穿着、家务、生产之痛与产后尊严之丧失、独自育儿等）成为一种实实在在，而正是这些构成了“我”要大声说话的力量来源。这或许就是女性写作的意义所在。

　　苏宁的《生活科》（《天涯》第6期）塑造了一个十分有意味的男性形象。丈夫在儿子出生后突然开始出现各种疼痛以至于完全不能参与家庭事务，经各大医院各种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面对这样的丈夫和层出不穷的需要独自承担的家庭责任，妻子从开始的体谅到怀疑再到心灰意冷，逐渐在生活中一点点磨碎了曾经的爱情和信心。公婆希冀以自己的病重来唤回儿子的生机，这决绝的最后一击是否能成成为小说留给我们的悬念。小说题目很巧妙，对丈夫来说，生活既是人生的一门科目，也是需要上需要补的一门课程，苏宁敏锐地捕捉到生活中的潜流细浪，从丈夫、父母、儿子尤其是妻子的视角展开全方位的扫描，关于成年人的再成长，关于个体如何成为家庭中合格和有机的一环，关于那无伤大雅却又难以忽视的生活病灶，苏宁通过这篇小说进行了一番颇有深意的探索。

　　2024年庞羽继续保持着高产出，发表了《跳火圈》（《红岩》第1期）、《人体琥珀》（《青年作家》第2期）、《欢聚》（《十月》第2期）、《数大象》（《作家》第3期）、《南京蛙人》（《作家》第3期）、《百分之七十的申小颖》（《作家》第3期）等多篇短篇小说。庞羽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构建自己的小说系列，这些小说以刘珍、范明、俞红、佟大成等为中心人物，他们在不同故事中被安放在不同位置，承担不同的叙事功能。但总体而言，庞羽的小说探讨的依然是情感、家庭、自我、成长等主题。相对于朱婧、苏宁的小说，同样是探讨家庭关系，庞羽的不同在于家庭在她的小说中并不是一个显性的空间，同时，庞羽在艺术呈现上也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她的小说时间是错乱的，情节是碎片化的，她善于通过隐喻、象征、留白、意识流等生成文本的意义空间。

　　在家庭之外，邹世奇的《晚宴》（《边疆文学》第8期）写的是一场精神的觉醒。在一个觥筹交错的宴席之上，面对出轨对象即自己的上司和他明媚温柔的夫人，曾小源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扭曲、不堪与幻觉，倒地之时便也是她的觉醒之时。

　　四、青春风暴

　　这里的青春风暴既不是指普遍意义上的“青年作家”，也不是指庞羽、周于旸、秦汝璧等已经有一定知名度和认可度的“90后”作家，而是指一些更加新鲜的血液，一些最近进入我们视野的文学新苗。2024年，有几位青年新秀交出了非常不俗的作品，令人眼前一亮。

　　正在西北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就读的杜峤，在2024年发表了《惊鹿记》（《西湖》第1期）、《焚诗记》（《西部》第3期）、《永年》（《当代》第5期）、《闻歌记》（《安徽文学》第8期）、《观沧海》（《美文·青春写作》第12期）、《复仇者联盟》（《草原》第5期）等多篇小说，其中《惊鹿记》还入选了2024年收获文学榜短篇小说榜，得到了宝贵的认可。整体来看，杜峤小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展现了一种繁复之美与精巧之美。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世界文学以及科技和书法、篆刻、音乐等文化艺术素养的积淀，杜峤能够自由撷取和组合各种艺术素材，加之特异的想象，对时间的操控、互文等，使之与文本完美贴合，达到一种浑然天成、卯榫相合的和谐统一之美。同时，在这种繁复之下，杜峤小说的最终落脚处又是实实在在的，是关乎根本的人情与人性的哲学式思索。

　　文学博士在读的青年作家杨天天的小说同样展现了她在短篇写作上的成熟与老到。2024年，杨天天先后发表了《水蛭》（《青年文学》第4期）、《浅命》（《人民文学》第10期）、《飞蛾》（《山西文学》第10期）、《爱无邪》（《特区文学》第11期）等多篇小说，这些小说着力于女性视角，尤其擅写中（老）年女性形象，写她们与下一代的冲突与羁绊（《爱无邪》《水蛭》），写她们的精神苏醒（《浅命》），写她们的中年情感失据（《飞蛾》）。尤以《飞蛾》一篇为佳，相继失去儿子和丈夫后，钟希兰的生活只剩下空虚和维持生存的需要，唯一的安慰是儿子的前妻小娟，即便如此，生活就如窗外的飞蛾一般，只是一味地飞，失却了方向，最终扑向了宿命般的死亡。小说展现了杨天天对女性处境的深刻体察与共情慰藉。

　　除此之外，年轻的丁圣润在《外星人在苏北平原》（《四川文学》第4期）、《暧昧行星》（《朔方》第8期）、《盘古》（《西部》第6期）等小说中展现了较强的小说结构能力和艺术手法，他的天马行空、科幻和超现实也开拓了江苏青年写作的多个面向。

　　最后，如果说对江苏2024年短篇创作的不满足，可能在于对现实书写的广度和丰富性不足，尤其是艺术技巧的单一上，同类的题材、相似的手法，限制了江苏短篇小说的多样化，缺少了一种耳目一新。